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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清人在南非:開店要雇6名持槍保安

時間:2017-09-07 16:50:34  來源:鳳凰網  作者:熊乙

福清人在南非

金磚商人·鳳凰財經特別策劃

 
1488年,葡萄牙航海家迪亞士發現了好望角,自此,這個非洲最南端的國家開始書寫光輝。500年后,福清人乘浪而來,或鎩羽而歸,或載譽而返,唯一不變的是當年那股拓荒者的勇氣。
 
作者:熊乙

鳳凰網財經主筆,2017年7月以來,先后采訪十余位金磚國家的華商,涵蓋華人在巴西、俄羅斯、印度、南非從事的主要行業。

福清人在南非:開店要雇6名持槍保安

接偷渡客、被人拿槍頂著頭......翁國良的經歷就是一部福清人的南非發家史。從“偷渡客”到與印度人抗衡的批發商,福清人見證了南非經濟的發展與困境。

1996年冬天,萊索托與南非的北部交界處,莫霍卡爾河如往日般緩緩地流淌著,寒風陣陣,河水刺骨。
 
晚上六點,天色漸暗,但未全黑,翁國良和朋友開著兩輛小車,準時趕到了約定地點。翁國良的朋友是當地有名的“蛇頭”,專門做中國人的偷渡生意,莫霍卡爾河就是他最常走的一條線。
 
當天晚上,他們要在河邊接六個從萊索托偷渡過來的福清老鄉,四個男人,兩個女人。地址是事先選好的,這里夠偏僻,經過的車少,不容易被警察發現;離河岸也近,出了河就可以直接上車;河面很窄,過河不需要花太多時間,但也意味著水流很急。
 
離約定的時間越來越近,翁國良看到一眼河面,河水中出現了幾個忽隱忽現的身影。河水漫過了脖子,他們不得不高舉雙手,將行李托過頭頂,雖然離河岸已經很近,但他們走得卻很慢,因為一不小心就會被急流沖走,前功盡棄。

萊索托與南非的北部交界處的莫霍卡爾河。

偷渡去南非

“除了中國人,一般人不會從邊界河偷渡南非”

上世紀90年代,許多福清人通過這樣的方式偷渡到了國外。他們雖然沒讀過什么書,但沿海人民的經商意識深入骨髓,出海闖蕩便成了他們的選擇。
 
翁國良是在1993年出國的,作為小島上第一個出去的人,他第一站選擇了非洲的萊索托。當時,除了非洲之外,英國、美國和日本也有許多福清人去。翁國良本來也想去這些既安全又發達的國家,但無奈勞務外派的費用太高,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,選擇了非洲。
 

 

福建長樂、福清等地是偷渡的高發地區,上世紀90年代許多福清人通過偷渡的方式到達南非。

據翁國良回憶,福清人當年出國大多走的是“勞務外派”——先辦理小國家的簽證,然后偷渡到發達國家。這種半合法、半非法的方式在福清很受歡迎。偷渡的國家越發達,勞務外派的費用就越高。歐美國家要30多萬元,而萊索托只要7萬元。

向親戚朋友湊夠了錢,翁國良終于在1993踏上了萊索托的國土。在他這批中國新移民去之前,那里是臺灣人、香港人和廣東華僑的天下。剛到萊索托時,翁國良就在一家臺灣人開的超市工作,三年才將欠債全部還清。

 

中國人踏足海外之后,經常會開一些超市、店鋪等,服務于當地人。

萊索托始終不是久留之地。如果不是因為南非的簽證不好辦,翁國良的第一站一定會選擇南非。“萊索托我們叫它‘鳥不生蛋的地方’,是一個很山區的國家。”翁國良說,“南非有更大的發展空間。”截止2016年,南非的國土面積是萊索托的40倍,人口數量是它的25倍,兩者的差距不言而喻。

因為萊索托四面被南非環繞,堪稱南非的“國中國”,許多福清人都會把它當作偷渡到南非的“跳板”,這才有了文章開頭的那一幕。

在翁國良的記憶里,除了中國人,一般人不會從邊界河偷渡南非。他們冒著生命危險來到一個新的國家,身份、金錢、地位一切歸零,有的人在這里重新崛起,有的人卻真正地死在了這里。

萊索托四面被南非環繞,堪稱南非的“國中國”。

種族之殤

“在南非開店的,都請了背長槍的保安”

“陳煥生不由自主地立刻在被窩里縮成一團,他知道自己身上不大干凈,生怕弄臟了被子……他下了床,把鞋子拎在手里,光著腳跑出去;又眷顧著那兩張大皮椅,走近去摸一摸,輕輕捺了捺,知道里邊有彈簧,卻不敢坐,怕壓癟了彈不飽。”

翁國良說,他96年第一次來南非時的感受,和小說《陳煥生進城》中的陳煥生一模一樣,只是被子換成了高樓大廈,皮椅換成了高速公路。“快接近南非的時候,燈火輝煌,一大片的,跟萊索托簡直是一個天一個地。”他說。

然而,歷史似乎定格在了這一刻。在南非呆了20多年,翁國良幾乎沒見到新修的道路,原有的設施損壞了也沒人維護,“和白人時代完全不一樣”。

 

90年代的約翰內斯堡,城市建設可與發達國家比肩,如今20年過去,它看上去幾無變化。
 
有人形容南非是“被黑人入侵毀掉的布爾人的南非”,將南非經濟衰退的矛頭指向了一個偉大的人物:曼德拉。雖然這種表達方式有待商榷,但不可否認的是,曼德拉引領的黑人解放運動,的確給南非經濟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。
 
1994年曼德拉當選總統,南非的種族隔離歷史就此結束。雖然壓迫黑人的種族主義法律被一一廢除,但南非的種族歧視并沒有終結,它只是換了種方式繼續存在著——黑人翻身當上了主人,白人卻淪為了社會底層。
 
“與惡龍纏斗過久,自身亦成為惡龍。”尼采一個多世紀以前說的話在南非應驗了。政府出臺了大量對黑人的優惠政策,《黑人經濟振興法案》要求白人擁有的公司必須出讓26%的股份給黑人;《公平就業法》要求工礦企業的黑人雇員必須達到指定比例,才能承接政府合同。
 
這些優惠的受害者不僅有白人,還有當地的華人、印度人等有色人種。華人感到不公平,于是上告到法院,經過八年抗爭,終于讓南非法院在2015年作出裁決,將華人和印度人劃歸為“黑人”人種。
 

2013年2月25日,南非比勒陀利亞,車場保安亨得利·文特在棚屋里穿鞋子,準備去上班。在過去的15年里,隨著失業人口成倍增長,南非白人住在臨時居所里的現象越來越普遍。
 
種族隔離制度的取消,還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后果。大量黑人涌入白人居住的城市,勞動力市場供求嚴重失衡,許多人因此失業。沒有了生活來源,他們開始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。
 
去南非之前,翁國良就聽人說起過南非的治安差。約翰內斯堡被稱為“世界暴力之都”,當地甚至流傳一句俗語:“沒有被搶劫過就不算來過南非。”
 
翁國良來約翰內斯堡的第二年(1997年),他接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電話,幫他辦簽證的福清老鄉在約翰內斯堡被黑人開槍打死了。“前一天我還在他店里玩,一起喝酒、打牌,年紀輕輕的怎么說死就死了!”翁國良顯得憤怒又無奈。
 
在南非,每年都有華人死于搶劫事件,少則十幾,多則二十幾。翁國良自己也被搶過。2002年的一個晚上,他正在朋友家拜訪,幾個黑人突然拿著槍沖進來,恐嚇、搶錢還打人。翁國良試圖讓他們拿錢走人,結果被看管的人一根鋼筋狠狠地打在背部,至今還留有疤痕。“被搶匪拿槍頂著頭呀,真的是命懸一線。”說起這段經歷,翁國良仍心有余悸。
 
“在南非開店的,都請了背長槍的保安。”翁國良后來開了超市,也專門聘請了6個帶槍的保安,在崗哨亭全天候保護。

 

約翰內斯堡被稱為是“世界上最危險的城市”,這里的犯罪率全球最高。

價格戰

“中國人自己把自己打死了”

和許多福清人一樣,翁國良在南非的第一桶金來源于擺攤。一只成本25蘭特的手表能賣到100-150蘭特,一天可以賣幾十只,很多福清人就這樣在南非站穩了腳跟。
 
在翁國良看來,南非人很喜歡提前消費,往往發工資當天,就去超市把一個月需要的東西全部買完。“前半個月有錢花,后半個月沒錢花,剩下的錢就還上個月的(債)。”翁國良笑著說。
 
南非人的消費習慣給中國商人創造了機會,翁國良之后,又有許多福清人前往南非開超市。“第一批賺錢了,就會一傳十,十傳百,一個人能帶一個家族過來。”翁國良家鄉所在的小島一共800人,現在有300人都在南非。
 
南非的中國人越來越多,生意卻越來越難做。“價格戰太嚴重了。”之前在博茲瓦納賣潔具的李琳(化名),今年打算轉戰南非市場。此前,一個中國人復制了她的方法,在同樣的工廠,進同樣的東西,做另一個品牌,價格卻是她的60%。李琳在博茲瓦納的銷售額因此減少了70%。
 
“我賣150,他賣50,我說這樣沒利潤,他說十幾塊錢進的,賣50夠了。”說起中國人之間的壓價行為,李琳顯得有些氣憤。在她看來,中國人每去一個地方,都喜歡低價傾銷,本來物價很高的市場一下子就被中國人做死了。“你做起來了,死了多少家?中國人都是自己把自己打死了……”
 
翁國良對此深有感觸。2010年他和侄子決定從超市零售轉入超市批發,之后又創立Afrimart和Amonet兩家電商平臺,就是為了規避“價格戰”。在翁國良看來,中國人長期擠壓在低端的行業里惡性競爭,只有向更高端的產業轉型,避免產品復制,才有發展空間。
 
向上轉型的道路并不容易,翁國良決定進入批發行業的時候,印度人已經將這里全部壟斷。如果不是有大批開超市的福清老鄉支持,他的生意根本進行不下去。
 

約翰內斯堡,翁國良的Afrimart公司。

關于“價格戰”,李琳還做了個形象的比喻:“村子里有一個加油站,白人來了,建的是24小時便利店;印度人來了,建的是修車場;中國人來了,建的還是加油站。”
 
中國商人彼此復制,彼此壓價,將彼此逼到了末路。而與此同時,南非大地上正醞釀著一場新的風暴。
 
匯率之痛

“去年賺300萬,今年變成150萬”
 
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,南非也未能幸免于難,市場動蕩之余,南非幣大幅貶值。金融危機還未結束,“世界杯”便接踵而來,政府財政吃緊,經濟進一步下滑。南非華商的“黃金十年”就此終結。
 
在翁國良的記憶里,南非鼎盛時期有超過四十萬華商,任何行業都有人做,光約翰內斯堡的批發商場就有十幾家,租金很貴,但卻處處爆滿。這樣的情況在2010年之后便漸漸消失了,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匯率貶值。
 

約翰內斯堡,某華人商城。(翁國良/攝)

2005年,蘭特對美元匯率是6:1,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是8:1,南非做生意再匯款回國可以大賺一筆;2010年,蘭特對美元匯率貶值到8:1,人民幣則升值到了6.5:1,利潤大減但仍可薄利多銷;2015年底,蘭特對美元一路貶值到了15.5:1,人民幣則持續升值到了6.5:1。這意味著1蘭特匯回國,折合人民幣只有0.4元。
 
“拿一百萬人民幣來投資,后來變成了30萬,你再怎么賺,能抵得過(匯率貶值)嗎?”翁國良搖了搖頭,“0.7、0.8元的時候,大家還沒覺得什么,貶到0.3、0.4元的時候,大家都受不了了,賺不到錢都虧了。”
 
生意好的時候,翁國良的超市一年能賺250到300萬人民幣,最快一年、最慢一年半就能回收所有成本。貨幣危機之后,雖然超市的營業額沒有減少,但是賺到的錢卻比以前縮水了一半,“以前賺300萬,現在變成了150萬。”
 
連續5年的貨幣貶值讓南非華商損失慘重,許多小商戶熬不住,紛紛撤往第三國家,少數留下來的都是一些實力比較強的。那十幾家曾經燈火通明的中國商場,“除了很旺的兩三家還保持著,其他的也都已經人去樓空。”

可愛之地

“南非再不好,也不會回國”
 
雖然南非治安不好,匯率暴跌,移民政策也逐漸收緊,但翁國良始終沒有想過離開這里。“我們自己買了房,已經把這邊當成自己的家,只能努力熬過去。”
 
在翁國良看來,南非也有它的可愛之處。這里的氣候、環境、居住條件都比中國好,房價也比中國便宜。翁國良在南非買了一套別墅,占地1100平方米,雙層建筑面積480平方米,還有前后花園和游泳池,只花了300萬人民幣。而如果放在福清,“光地皮起碼就要1500萬人民幣。”
 
李琳非常看好南非的房地產,翻著手機里保存的房產信息,她表示自己有想法轉行做房地產中介。去年,她幫家人看好了一套房,當時800萬的價格現在已經漲到了2000多萬。“這是個很大的商機。”她堅定地說。
 
除了房價之外,翁國良留在南非還有一個重要原因:這里的市場夠“單純”。在他看來,中國的人際關系復雜,商場上爾虞我詐,競爭激烈,許多從南非回國發展的人都吃過虧。相反,南非的經營環境相對簡單,中國人大多做得不錯,即使有風險也能堅持下去。
 
“我們這一批人要是回國去,就是傻瓜一個,連工作都找不到,在南非還能當個老板,還能賺。”他說。
 
此處是異鄉,此處是故鄉。對于無數奮斗在南非的福清人來說,這里是他們的第二個家鄉。年少時,對財富的向往驅使著他們來到這里,如今已至中年,這份執著仍舊未變。回首往日,他們依然是那個敢闖敢拼的少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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